来自 中国的演变 2019-11-03 14:2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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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嗣穈说张汉卿要负全责

1.胡适仍有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在象牙塔里继续生存。胡适晚年回忆说“大火烧起来了,我们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眼见着就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人在无可如何的局面里认为还可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工作”

因此《独立评论》是胡适等人对日本侵略的应对产物,日本问题为刊物最重要之内容,文章足有178篇。胡适说,“对中日问题的许多文字,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调子,只要撇开成见,只有事实才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2.丁文江说犬养毅被刺犬养毅被刺,丁文江发表文章,说“日本政党内阁和立宪政治要动摇了”,“军人主张是否认国联,排斥英美,建立东亚门罗主义,对中国彻底强硬,这种主张要具体化了。”丁文江并且举例说“日本大多数青年都厌恶政党,赞成军阀”,日本内阁当时一连串的更迭,其实也是日本社会的希望。

独立评论上有人说“法律上政党产生现内阁,现内阁产生军部,但事实正好相反,政党偷生于现内阁,现内阁偷生于军部”,蒋廷黻也说“日本经济困难,政党政治腐化,世界法西斯蒂之潮流,日本民族离封建时代之近,遂成为武人主政的根因。”人称宪政之神的犬养毅,私下主张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宗主权”。他派去中国谈判的助手萱野长知,说我在青年时代,认为要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中国革命,常给我指教的是犬养毅先生。但是那时的田中内阁,坚持对华武力解决,我非常愤慨”。

少壮派刺客杀死了七十七岁的犬养毅,还在传单上说“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打倒政党与财阀”“为使统治阶级醒悟过来,必须给他们当头一棒”。犬养毅在临死的时候,还说“让刚才开枪的年轻人过来,我要好好让他听我讲讲……

3.丁文江不主张抵制日货丁文江说“抵制日货可以使日本受相当的损失,但不能制日本的死命”“当前的问题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钱,枪,子弹,服装,还尤其是缺少能指挥和组织的人才”,蒋廷黻到晚年还说“丁文江在独立评论同寅中,对国际形势知道的最深刻”。胡适也说“热河事件给我们第一个教训是敌人胜利真是疾风扫落叶,我们的失败是摧枯拉朽的失败,.....中国军队完全是太古式的军队”,他还说“要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蒋廷黻则尖锐的指出“日本占中国多少省份专看日本军人的意志,以及国际形势,我们还靠大刀队来对付大炮与飞机,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我们还靠几百个宣传员所造成的民气来对付一个经过五六十年训练和组织的民族,这不是国粹八股,党八股,洋八股合而为一吗,我们要面子到这程度至于羊不能抗虎豹豺狼?”图为热河抗战中国军队使用的马刀形大刀,砍刀在抗战中的战绩并不好,即使取得喜峰口大捷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日军的500大刀队将士也仅有50余人生还,除肉搏外,大刀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民众冒着生命危险送去的砍刀,大都弃置不用!4.第一等弱国与第一等强国翁文灏说“我听见从前敌回来的军人说‘我们想奋勇杀敌,但我们何曾看见敌人,我们只看见飞机炸弹与大炮的弹子不断飞来’,所以大刀制胜只是偶然的事情,靠大刀救国是断断无望的.....第一等弱国真能抵挡过第一等强国”,蒋介石曾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4什么和日本打仗呢”,1933年蒋会见胡适,丁文江和翁文灏,明确表示“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在万般无奈下,自由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对日“相当的让步”,徐炳昶曾说“在二十年前冬天的夜间,我在胡适先生的客厅里谈这个问题,我们都认为战必败,战败的牺牲必异常巨大,比任何一次的牺牲还要巨大”,丁文江说“九一八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我说我希望这话是真的,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胡适曾写了一封信给宋子文,要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对他说国民党首领就算是赞成也不敢做,他们的专政是假的”。5.鲁迅讽刺胡适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侵略情势陡然加剧,《独立评论》变为坚决主张抵抗了。胡适却对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抱有希望,他在《日本人该醒醒了》,说“日本绝不可能靠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征服中国,那就是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是表达中国人对日本暴行的仇恨,但他也许希望诱导日本用文攻使中国人心服,放弃武力侵略,而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鲁迅对胡适的想法不以为然,他说“胡适博士不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对于中国小百姓,这确实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可惜这实行得靠日本陛下的觉悟。”

鲁迅还说“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 ”。鲁迅从一开始就并未有幻想寄托希望于日本。唐弢说,1936年北平文化界有一个对日宣言发表,鲁迅虽然与弟弟闹翻,但他仍旧察看看周作人是否签名。最终找不到,他就跟周建人说:“老二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太后退。” 意思是说,在这种大关节上,人不能犯糊涂的,甚至还让周建人去提醒过周作人。

五十年代以后,周作人与周建人在北京政协擦肩而过,周作人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劝我走的”。周建人说:“是的,但是你没走”。令人印象更深的是,周氏兄弟三人的母亲,鲁老太太在七七事变之后,曾有一段超乎常人而大义分明的话,‘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俞藻还说,太师母说这些话时,心情是很沉重的。”鲁迅倘若当时还活着,他一向侍母至孝,又怎会违背母亲心意,现在坊间津津乐道的“鲁迅是日本汉奸特务”更是荒谬滑稽!6.胡适说不随群众乱喊叫,才需要勇气!1935年6月,塘沽协议签订,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党部,撤退河北中央军东北军,撤换河北省主席,平津市长,取缔排日活动。胡适虽然悲愤,但他又说“今日国家不能不忍辱,是我们太不争气,在这种空气里保持一种沉默,一种镇静,一种秩序,这是力量的开始。”胡适给罗隆基的信,还说“中东路的让与,与伪国的承认,其重轻相去不可道里计。”,为谋十年和平的希望,胡适竟大胆提出有条件承认“伪国”,即满洲国。但国民政府并不接受,胡适说“雪艇诸人赞成我的公开交涉,而抹去我的解决一切悬案,他们尤其不愿谈论伪国的承认问题,我的方案并不是妥协论。”

胡适致吴世昌的信说“主战的人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随群众乱喊乱叫的人,还需要一点道德的勇气,时髦的话谁不会说。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的话,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这方面丁文江比胡适走的更远,他甚至比做苏俄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说“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次克,云南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件事,第二等首领是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事后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蒋廷黻在晚年时,说丁文江此文证明了最大勇气与知识分子的真诚。《大公报》王芸生亦表示华北可以特殊化。7.两边不讨好胡适虽表示可以承认伪国,但他却又在《独立评论》发文拒绝接受广田三原则,由此遭到两面夹击,胡适说“有人说我是'奴才们的梦想',抹煞了民众的意志,要认我为‘民众的敌,国家的敌’”,天津的汉奸报纸却公然主张“驱逐胡适出华北”,天津大公报也因胡适此文,接到日本驻屯军的严重警告,翁文灏说日本大使佐佐崛内干城来找他,说胡适那篇文章恐“引起国民反感”。

1936年以后,胡适虽然认为和的希望越来越小,但他们却一再降低条件去争取。蒋廷黻致书胡适“国内讲抗日者奢谈民众力量,最不可靠,日本炮击山海关时,北平学生还要求校长担保生命安全。华北走私,冀东自治,何尝不是我们自己为外人奔走呢。”蒋廷黻经常后悔自己没有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和,他说“九一八以前我们应该尽量忍耐,避免冲突,等到关内能给东北援助时再与日本算账不迟。那时我们如与币原合作,损失不知可减小到什么程度”。外交官张忠绂也说“日本军人横蛮,实属可恨,但谋国者务虚名而取实祸,似非智者所取。” 胡适晚年还说“从九一八到七七,这六年间我是不主张打仗的,这个仗怎么打得了。”图为1933年日军攻占长城后的情景!8.低调俱乐部由于这样的心路历程,胡适后来还加入了为人诟病的“低调俱乐部”,但这是他念到国力的不足,与同胞的牺牲,他自认为以政治家负责的精神来面对一切。在纽约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会上,他甚至表示“只要日本退兵,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美国前国务卿史蒂姆生也在座,这位美国人用右手扶在适之肩上,很诚恳的说“你怎么代表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但国民政府退出南京,胡适却主张苦撑,他说“我们此时不能求和,不得不对政府打气!”

即便胡适在“不争主义”时期,也说无论是谁,要鼓吹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或保护,来换取‘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他将会看到年轻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胡适在1935年和1936年要求出任日本大使未果,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却要求胡适前往美国争取对中国的支持,胡适自言“哭秦廷”!9。胡适说张学良得负全责!上海第一次淞沪战争,胡适高度表扬一二八事变中国血战,“十九路军三十多日的血战,用热血和爱国心替我民族一洗无抵抗的奇耻,可为我们这老病民族注射了一针返老还童的灵药,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曾有这样的振衰起懦的兴奋剂!”热河不到七日即陷于日人手中,胡适撰文说“张学良应负极大的责任!有充分时间对热河榆关不做充分准备,事关已急还不亲赴前线督师!”

胡适也不认同作“无组织”,“非现代”的拼命,董时进在《大公报》写“我们所差的,只是武器,我们有的是不怕死的军队,也就够日本应付了!......我们的老百姓是最好对付的,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能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有怨言,这是非现代国家的好处....不管胜败,我们不能不拼一下!”胡适原希望“更大更惨的牺牲”,此时看了此文却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拚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提起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我的理智不允许我希望那些赤膊提刀的大汉,可以侥幸三次四次乃至许多次!”

不过《独立评论》其他社员却支持更激烈的立场,徐炳昶明确的说“我个人对此次国难是彻头彻尾的主战派,......全国优秀的青年,大约死伤到一多半,可牺牲越壮烈,所得同情越深挚.....除战无他法!战必败!败必牺牲奇大!胜则一世纪被压榨的局面可完全冲破!”盗掘东陵慈禧珍宝的军阀孙殿英却在热河事变中坚持鏖战,誓与赤峰共存亡,最后在当地县长恳求下,一路向西突围。汤玉麟听闻赤峰沦陷后,却只顾从平津征集车辆,装上财产逃往租界。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承德。张学良因东北全境沦陷,被迫辞职。但当时中央军在古北口战役中,有七名哨所勇士在大部队撤防下,坚持战斗,最终壮烈牺牲,连日军也钦佩其忠勇,称为“支那七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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